從去年到今年，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索羅斯連續兩年成為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最引人關注的風云人物之一。去年，他利用這個平臺宣布“永久退休”，不再涉足金融投資的江湖，轉而專注其所謂的“政治慈善”;今年，同樣是在這個平臺上，他卻公開向中國“宣戰”，聲稱自己已經大手筆做空亞洲貨幣。由于他的影響力，國際金融市場上已經存在的波動有所加劇，亞洲貨幣明顯感受到更大的投機性攻擊壓力。
然而，索羅斯對人民幣和港元的挑戰不可能成功——對此，無須懷疑。
盡管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下行、股市波動、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但在這個全球經濟增速下滑時期，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在大國之中相對較好：去年經濟增速相當于美國增速的兩倍;中國2015年出口雖然下降1.8%，但全球貿易同期下降10%;中國的產業結構仍在繼續升級，新興先進制造業和新興服務業仍在成長，而且已經開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領行世界……
上述這些表明，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性遠遠好于其他金磚國家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單純的經濟沖擊不可能傾覆中國，中國依然能夠保持全球經濟大國中相對較好的狀況。同時，民族構成和文化傳統統一性較高等因素也賦予了中國較高的社會穩定性。
具體到人民幣匯率而言，去年年中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確實小幅貶值，但市場參與者還應當看到，以人民幣年均匯價衡量，從1994年的1美元兌8.6187元人民幣到2014年的1美元兌6.1428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已經連續升值近20年，僅僅在2000年出現小幅反復。一種貨幣對美元持續升值時間如此之長、幅度如此之大實屬罕見，如今出現小幅回調實屬正常。而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不能永遠事實上盯住美元——在這個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的世界上，為了取得貨幣政策獨立性，中國愿意而且能夠承受匯率一時的、小幅的波動，市場參與者遲早也會認識到并習慣這一點，從而減少當前這樣的過度反應。
從更大背景上看，目前美元對其他大多數新興市場貨幣的強勢可能會延續較長時間，但對人民幣難以做到這一點。因為中國貿易收支仍然保持持續順差，且順差還在擴大;美國經濟則已經深陷金融“荷蘭病”(某一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而不能自拔。盡管美國想要重新鞏固其實體經濟基礎，其“再工業化”勢頭卻難乎為繼，致使其貨物貿易收支隨著經濟復蘇而持續惡化。這一輪美元對人民幣的暫時強勢，必然會被上述“特里芬兩難”(信心與清償力兩難)所打斷，而且可以預計的是，這個時間可能不會太長。
換個角度看，索羅斯向亞洲貨幣“宣戰”，還為中國創造了深化東亞財金合作乃至“一帶一路”財金合作的機遇。國際貨幣合作由低到高分為國際融資合作、聯合干預匯市、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聯合匯率機制、統一貨幣五個層次——其深化的直接動力，通常來自投機性貨幣攻擊的壓力。
目前的東亞貨幣合作，尚處在以貨幣互換和回購網為標志的區域融資合作的層面。現如今，新興市場貨幣震蕩、索羅斯打響對亞洲貨幣投機性攻擊發令槍，對于中國與東亞其他經濟體而言，實現從國際融資合作到聯合干預匯市甚至開展宏觀經濟協調的升級，這難道不是一個機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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