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到經濟新常態的提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思索與實踐，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引發了學者們的關注。
“這是習近平對自己提出的‘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遵循，也是對30年前鄧小平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的賡續，寫就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新篇章。”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顧海良教授說。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教授認為，習近平對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第一個就是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理論上的進步，是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提升。沒有“基礎性作用”的提出，就不可能有“決定性作用”的升華。這體現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客觀分析，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30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始終是圍繞著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在對黨的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理論探索的回顧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市場基礎性作用前面所加的關鍵詞都集中在強調改革取向是增強市場作用。”經濟學家林兆木撰文指出，這些重要論斷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論上作了準備。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定》還明確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這一理論認識上的飛躍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經濟領域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以及政府職能的轉變都圍繞此進行。
經濟新常態的形成
近年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GDP增長也進入了7%到8%的區間。對此，爭議不斷，甚至有人提出所謂“中國經濟崩潰論”。
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么問題?經濟是否還會回到兩位數的增長?
習近平一方面指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很充分。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另一方面，對國內經濟形勢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出了三期疊加的判斷，并將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概括為新常態。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教授非常關注經濟新常態理論形成的過程。“從公開見報的資料上看，習近平總書記迄今一共6次提到新常態。”其中，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河南時首次使用“新常態”這一概念，7月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提“新常態”，11月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首次全面闡釋中國經濟新常態，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經濟新常態趨勢性特征與重點任務做了更深入的闡述。這些重要論述、重大判斷、重要部署，表明黨對經濟建設規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對科學發展的認識更加自覺。
習近平強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共九個方面概括了新常態的特點。
對此，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教授的理解是，這9方面比較準確地把握了未來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趨勢。9個方面大多采取“過去如何，現在怎樣”的表述方式。比如，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采用這種方式，目的是加強比較，突出中國經濟發展發生的階段性變化，強調必須正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這些系統闡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集中體現和深刻凝練。”顧海良評價道。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是立足時代的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是新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新突破，帶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歷史意義。”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表示。
政治經濟學的新探索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其后，有學者提出“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并將之概括為：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思想。
顧海良認為，習近平一直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實踐，從十八大以來對經濟工作的一系列表述中不僅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政治經濟學素養及對中國經濟社會深入的思考與分析，而且可以看到，作為一位政治家，他的這些思考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去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提出“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使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
顧海良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四個全面”思想在經濟建設、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體現，也為四個“全面”思想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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